原标题：文物穿越光阴讲述边疆治理智慧“疆壤益广开郡县——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”展见证归融脉络 “疆壤益广开郡县——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”展览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。图为展厅入口。 “滇王之印”（复制品） 四舞俑铜鼓 万家坝型铜鼓 “益州”铭文瓦当 青铜孔雀灯 观众在现场观展。 牛虎铜案（复制品）图片均由 尹李梅 摄 两千多年前，云南是什么模样？滇、徙（xǐ）、哀牢、劳浸、靡（mí）莫……各族群如繁星般散落云岭，孕育着多彩文化。到了西汉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，滇王举国归附，汉武帝赐其“滇王之印”，保留滇国号与滇王号，同时设立益州郡。云南大部就此纳入汉朝大一统体系，云南之名最早见于此时的记录。 云南如何从“徼（jiào）外之邦”成为“郡县之地”？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“疆壤益广开郡县——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”展用一件件文物讲述了这段历史进程。 两千多年前，云南人就已经热爱歌舞了。走进展厅一件万家坝型铜鼓格外引人注目，该鼓形制被认为是最早的铜鼓类型之一，云南中部的先民从炊具铜釜中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。 一个四舞俑铜鼓让两千多年前滇人的歌舞生活有了具体模样，热烈奔放的生活气息凝固在文物上。歌舞不仅是娱乐活动，也是祭祀、庆典和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古滇人的世界观通过一件件文物亦可见端倪。一只孔雀昂首回望，口衔灯罩，燃灯时产生的烟气会通过颈部进入腹腔，被清水吸收。这盏青铜孔雀灯带着“环保”的巧妙设计，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异曲同工。 青铜礼器牛虎铜案描绘着猛虎扑向牛的画面，力量与危险在瞬间凝固，牛腹下还有一头幼牛，象征着生命在消逝与延续的循环中不断传承。“案”又称“俎（zǔ）”，其形制来源于中原，是祭祀中用来盛放献祭牲的礼器。这件铜案有着中原四足案的特征，可以证明，自那时起，中原与边疆的文化激荡与血脉交融。 汉武帝如何治理云南？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设立益州郡，将滇国纳入中央王朝版图。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文物是这段历史的见证，刻有“益州”二字的瓦当，作为官署建筑的标志性构件，它的出土帮助确认了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。 “滇国相印”与“益州太守章”封泥相当于古代的“防伪封条”。“相”为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，由中央直接任命，掌管王国日常政务，益州太守则是益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。 两件封泥同时出土，印证滇国归附汉朝后的治理模式。一方面设立益州郡实施“郡国并行”，一方面保留滇王体系“复长其民”，展现出中央治理边疆的政治智慧。 简牍的存在，让中央治理的印记更加具体、可感。其中一枚名为“都乡同狼里”（仿制品），“都乡”为县治所在之乡，“同狼里”是乡下属的里，它表明汉代中央政府已在当地建起，“郡—县—乡—里”四级行政体系实现“编户齐民”。中央政令正通过这套体系，不断向西南边疆延伸。另一枚“始元四年”纪年简牍，则清晰记录公元前83年，基层官员处理公务的日常。 文物不言，春秋长载。一件件文物穿越两千年光阴，边疆归融的脉络清晰可循。 作者 尹李梅 崔程思蓓